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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父亲朱自清

1998-11-18 来源:中华读书报 李立宇/文 我有话说

《荷塘月色》中“妻”拍着的小小的闰儿,在《儿女》中也只是个话也讲不清的小孩子;如今却是一位白发苍苍笑容可掬的老人了。荷塘依旧,蛙声依旧,月光依旧,时间却已是七十年后了。是朱自清先生的百年诞辰唤回了他分散各地的儿女,也使我终于见到了在散文中相识以久的闰儿和思俞。

“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,四岁以后我就随母亲(武钟谦)回了扬州老家,除了暑假时父亲会来看看我们,就很少在一起了,”朱自清的二儿子朱闰生老人这样开始了与我的谈话,“可是父亲给我的教益足够我一生受用,他是个真正的君子。”

“父亲他从来不追求功名利禄,哪怕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也坚持不用公家的一张纸;我知道他在成都生活很苦,就寄钱给他,他却一再问我自己够不够花。”

年轻时的朱闰生曾经为了学习新闻进入国民党党报工作,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,这份工作该是十分难得的了。可后来,他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。

“是父亲的死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,他的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心深深地震撼了我,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地下工作。”解放以后,朱闰生到北京学习,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山西工作直到退休。

当我谈起《背影》时,老人感慨万千,他说每当他读到这篇文章,眼前就好似有一个蹒跚、辛劳的父亲的背影,只是这背影是朱自清先生自己的,所以更加瘦弱憔悴。

谢过朱闰生先生,我又见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朱思俞先生,朱自清去世那年他才十三岁。

“那些年我们家的生活十分拮据,在成都全家住在报恩寺里。之所以穷,不仅因为当时全国物价飞涨,还有一个原因是——父亲一直在还债。”

思俞先生告诉我,在先生读书的时候,由于家里条件不好,是借钱供先生上学的。所以当先生从北京大学提前毕业以后,就努力赚钱偿还这笔债务,一还就是好多年。

“父亲四十多岁以后脾气有些暴躁,我们小孩子都不敢惹他生气。然而父亲依然是那么谦虚,连让我们帮他做件小事都要用‘请’字。我长大以后回想起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光,才体会出他那时的暴躁实在是因为心头压了太多东西,国事、家事、身为一个文人的种种心事,使他受了多少折磨啊!”

朱思俞先生现在是南开大学计算机系教授,而他最初是报考了北航,因为那时大姐朱采芷随曾在国民党任过职的丈夫去了台湾,而大哥朱迈先被打成反革命抓进了监狱,所以没有被录取。

“大姐1964年随姐夫移居美国,大哥已经去世了。这次是大嫂从广西南宁赶来参加纪念活动。”朱思俞先生如是说,于是,我有幸见到了七十七岁的傅丽卿老人。

“我和迈先是1945年在三亚的海军医院认识的,他二十九,我二十六。第二年,我们结了婚,他一直对我很好,人和爸爸(朱自清)一样正直,他十八岁就入了党,后来在扬州做地下党支部书记,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时,他服从命令加入了国民党,做了上校。谁知道迈先为此竟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,”说着说着,老人的眼圈红了,“本来迈先他们是起义部队,不应该逮捕,可是五0年他们还是把迈先带走了。”

“迈先他爱学习,也爱文学,杨振声和孙道临都说受过他很深的影响。打内战时,迈先就说过‘共产党必胜,国民党必败’,却最终被当作反革命。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只够买两斤花生油,临走时却给我留下了九十块钱,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:‘你跟着我受苦了,我竟连买一双丝袜给你都不能’……”老人终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,这么多年过去了,往事依然历历在目,“我们在海南的时候,迈先总说他很想回家看看父亲,可是我们没有钱买车票,卖了戒指才只凑齐到广州的路费,哪知以后,再没了相见的机会……”

朱迈先曾经劝她把孩子送回扬州老家,自己可以再改嫁,“可是孩子已经没有了父亲,怎能再失去母亲呢?我下决心一定要把他们养大,是陈妈妈(陈竹隐)每个月寄给我三十块钱维系生活,直到我在一家医院找到工作才知道,那时她的工资也只有六十块啊!”

这一次我没有见到编辑《朱自清全集》的朱乔森先生,只是在电话里和他匆匆地聊了句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的几句话——感受到的东西不一定能够理解,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好地感受(毛泽东语)——他说过去在父亲身边时隐约可以感受到的东西,多年后才渐渐的理解了,而这正是父亲教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。

朱自清先生曾在《儿女》中这样写道:“在这件事上(教育子女),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;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,知道将来怎样?”“目前所能做的,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——胸襟与眼光,”“光辉也罢,倒楣也罢,平凡也罢,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,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,便称心满意。”大概是先生,早已预知了五十年后他儿女的境遇吧,他们有的光辉,有的平凡;但他们真的各尽了各的力,这也是先生留给他们每个人的精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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